采访中,我颇有体会的是,找那些退下来多年的老头了解情况,特简单,打个电话预约,十有九个欢迎你去。老头们解甲归田,无职无权,门庭冷落车马稀,整日待在家中逗孙子,没劲透了,巴不得有人陪他聊天呢,好多热情得死拽住我非要留我吃饭,好边吃边聊吃完接着聊。但找那些在职在位有职有权的可就“难于上青天”了,光秘书这关就够难缠的,往往磨破了嘴皮,回话还是一个“不行,最近安排不了,首长大忙”。恼得我直想说:告诉你家首长,有人要给他立传哩,到底见也不见?
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中将是个例外,一约即中,但有先决条件:“首长还有其他事,只能谈一个小时。”我生伯连这一小时也泡汤,赶紧千谢万谢:“能成,能成!”
能够与“七·二九”空战的地面直接指挥员面对面促膝谈,听他忆述那段令人神往值得重温的时光,我感到十分荣幸。当他慈祥地微笑,用力地同我握手时,我只觉一闪即逝的历史是可以用无数有形的物象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例如,老人那象征着勤奋、辛劳、深刻的白发,和镌铸着严谨、果敢、沉稳的皱纹。
话题打开,如烟的往事从将军的眼底滚滚流过,无尽的感慨从将军的心底汩汩而出:
1954年,朝鲜战争一结束,刘亚楼召见我,告诉已决定调我到广州空
十八师当副师长。他明确交待:十八师是个新部队,你要把这个部队带出
来。
那时东南沿海的空中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美蒋的飞机频繁地到大陆
来撒传单、丢炸弹、投放特务、实施电子、照相侦察。
我到广州时,十八师这个部队基本上不能作战,空中防御非常薄弱。
而台湾恰恰是把我的防区,即广州、珠江口、汕头、粤东这一带完全当作
他们自己的空域,每天随便进出,旁若无人,就像一大群狐狸每天在猎人
的门口窜来窜去,知道你没本事逮到它,干气你。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尽
早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把国民党飞机彻底赶出大陆去,不许他们再进
来。
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1954年底,毛主席要到广州视察,刘亚楼考虑
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下决心调最强的部队,即参加过抗美援朝驻鞍山
的空一师到广州,同我们十八师对调,我们到鞍山。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
十八师不行嘛,对部队刺激很大,好多人闹情绪,想不通,讲怪话:抗美
援朝吃香蕉(到南方),保家卫国吃苹果(到北方)。后来,刘亚楼搞了
个安抚政策,让十八师到鞍山接收苏联一个师的装备。总算有个任务了,
大家情绪稍好一些。
毛主席在广州期间,国民党飞机猖狂照旧,先是轰炸了汕头港口,炸
沉一艘运桔子船,海面上漂了一层桔子。又到广州上空来飞夜航,搞得很
紧张,有一天晚上打了好几回高炮。主席一向幽默,说,好,就得经常搞
搞演习嘛。
毛主席回到北京,我们又同空一师对调回去。我认为这次是个很好的
激将法,应乘机疏导部队情绪,把训练促上去。
广州一带有个特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绝大多数为复杂气象,只有
台风来到之前,有一、二天的好天气。常人叫“好天气”,其实也有五、
六分云。飞复杂气象,既无教材也无教员,完全靠自己摸索。我先飞,包
一架教练机,有了经验再培养几个教员,滚雪球似的逐步扩大。王定烈师
长说:地面上的、行政上的事你都不要管,你就管飞,放手飞,一门心思
飞,摔了飞机我去做检讨。训练很苦啊,我用了一年多时间,首先培养出
一个全天候能打的大队,十几个人,开始战斗值班,其中就有赵德安。
刘亚楼来检查,临走留下一个“好”字。
刘这个人的特点是,一般不说“好”,也很难让他说好。但你真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