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和封锁敌人的补给线,造成金、马补给的因难,甚至可以将金门、马
祖封锁起来,即使不用步兵登陆,也有可能将金门、马祖敌人迫走。如果
认为采取上述方法,影响过大,尚非其时,则可以采取小抓的办法,即用
地面炮火和鱼雷快艇对马祖进行轰击和封锁,厦门地区对金门只进行配合
行动,这样做,我们认为也可以将敌人制服住。如果我们抓住金门、马祖
两条小辫子,估计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之后,蒋介石可能为了保存金、马的
十一万兵力而停止对福建地区的轰炸,然后出现的只是断断续续地双方进行一些空战的局面。
进入时间。准备工作(运输油料、弹药、组织指挥机构、组织通信枢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最早也要到七、八月间才行。根据气象规律,七、八月间福建地区虽然正是台风季节,但是影响的地区主要是台湾
海峡和福建海岸地区,如果我们分批进入,第一步进驻连城、汕头,台风对我影响不大,对敌人影响却很大。
三十多年过去,再读“报告”,能令我拍案叫绝的自然是三位年轻上将及众僚属的智慧和判断力。后面战事的发展竟与原来的预测惊人地一致和吻合,此类情节,人们好像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每每读到,由此生出了对诸葛孔明和智多星吴用的五体投地。不同处在于,诸葛亮、吴用的“神机妙算”纯属天授,天上掉大饼似的得来太容易,而1958年的“判断精度”则是在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和脑细胞后才逐渐地减除误差向0°靠拢的。
台湾方面说,1958年台海炮战,是大陆方面苦心积虑蓄谋已久的行动。“报告”证实了这一说法。 可以确定, 早在1957年底、1958年初,大陆方面就已经决定于1958年7、8月间在台湾海峡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了,再巧不过,是年7月的中东事件,给了毛泽东部署、发动的军事行动以更充足的理由。
台湾方面说, 1958年炮击金门, 是大陆方面登陆金、马,血洗台湾的前奏。“报告”否定了这一说法。大陆空军入闽,确是一次突然猛烈的出击,但并不是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不出海岸线作战”,“大陆挨炸也不轰炸台湾”的原则规定,已将预期目标在一相当有限的范围内锁定,总体战略意图并未脱出“积极防御”的构架。事实上,如果台湾空军的表现一如后来那般乖乖、其侦巡航路再不逾越海峡中线、更不随意到大陆来游荡闲逛,两岸空军便大体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海峡天空也可讨得一个相对的宁静。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谁都无法容忍对方的炸弹每日高悬在自己的头顶,都将采取措施“请君出瓮”,这总是心之常态吧。因此,既然1958年“大陆准备攻打台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粉碎了共匪的进犯企图、胜利保卫了台湾反攻基地”的夸耀也只能是无稽之谈。台湾为“胜利”寻找了一个虚无的前提,并不能使虚无的“胜利”成为真实,就像你可以逼真地画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但你永远也不能把那果子摘下放进嘴里一样。
今日看“报告”,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指导1958年军事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来阅读的, 虽然八个月后, 地面炮兵走到前台,空军由“主角”降为了“辅佐”,但“报告”对战场态势的预测依然奇准,确定的各项原则也基本适用。战争大体上在八个月前设计方案的框架内发展、运行,结局与初衷惊人地一致,我以为历史再苛刻,也必须给三位上将的杰作打高分。
3
1958年7月18日深夜, 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灯彻夜通明,一架又一架来自各地的运输机频繁降落。神色凝重严峻的军区空军司令和军、师长们匆匆步下舷梯,拉载他们的小轿车急速行驶。与以往不同,没有一辆开往北京前门打磨场空军招待所,全部径直开到公主坟空军司令部。多日不见的主官们用力拉拉手,没有寒喧和笑语,人们窃窃议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就要真干大干了!
黎明,蓬勃的旭日将一片光彩抛向世界,刘亚楼肩膀上的三颗将星耀目生辉。
司令员莅临,将校们砰然起立。
刘亚楼舒展双臂,做一个示意大家落座的动作。好怪,他一向紧绷的眉心和嘴角此刻竟溢出一丝关拢不住的笑意。
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打了一辈子仗,打了一辈子恶仗与胜仗的将军在歇手多日之后又捞到了仗打,焉能不开怀一笑?
但他的笑从不使人感觉松弛,永远透着一股令任何一位部属都不敢懈怠不敢拂逆的威风和庄严。
他的带有浓重福建腔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弹射出去,敲打着空军作战室的墙壁,嗡嗡作响。
“同志们,要打仗了!”
开门见山。拐弯抹角不是他的习惯。
“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在中东惹祸,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支援阿拉伯,炮打金门。我们空军要立即进入福建。”
“总的作战指导原则,还是毛主席讲的,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将同国民党空军交手是肯定的。还必须充分准备同美国人较量。美国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嘛,在朝鲜我们掂量过他的斤两。老飞行们应该摆摆龙门阵,研究打国民党、打美国佬的战法,要让新飞行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
最后,他大声发问:
“打赢这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回答异口同声:
“有!”
很像大战前夕,一位英姿勃发的连长于队前训话,进行极富鼓动性号召性的动员。
刘亚楼并非天生就有做空军上将的才学。1929年,这位铁匠的儿子在闽西参加武平暴动时,第一次打仗,身边战友脑袋开了花,白色的脑浆和殷红的鲜血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曾吓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动起了开小差的念头。他后来回忆,是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一股内在的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热情支持他硬着头皮干下去。那时,古田会议还未召开,红军的训练方式与旧军队相差无几,拔正步,班长不喊“立定”的口令,即使前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闭着眼往前迈腿。吃饭规定5分钟,饭前立正站好,一声哨响,立即端起分好饭的茶缸狼吞虎咽,时间到,又一声哨音立即停止,班长喊“一、二、三”,所有人必须将手中的茶缸举过头顶,再倒扣过来,吃不完者,稀粥菜场就会浇到头上,直灌到脖颈。下大雨,偏偏在雨中点名,20分钟时间一分不少,解散后,谁有一句牢骚,全队立即二次点名,又是一个20分钟。北方兵笑他的福建话,他立即改学普通话。江西兵笑他不敢吃辣椒,他强忍着鼻涕眼泪嚼辣椒,几天后,竟比江西老表还能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残忍的训练加上残酷的战争,刘亚楼像一个在重锤夯砸下的钢坯,迅速由一个二二楞楞的毛小子锻炼成刚强标准的革命军人,养成了以严格顽强著称并贯彻于一生的泼辣作风。
由于作战勇猛聪明好学,短短三年,他由连、营、团长而师长,年仅21,脚上穿着2斤重的草鞋, 肩膀头已压上千斤的重担,军事才干如翠竹拔节般与日俱长,如豪雨瓢泼般潇洒倾泄。长征路上,他的红二师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铁流二万五千里,这支“枪头”硬不硬,锐不锐,作用非同。刘亚楼不负众望,从江西打到陕北,突破五道封锁,渡乌江,下遵义,翻雪山,过草地,攻陷腊子口,会战直罗镇,一路斩关夺隘横扫披靡,23岁的年轻师长,用一连串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