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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1931年1月，31岁的张学良由于忠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紧密合作，受到南京政府明令褒奖，并于当月在北平设立了副司令行营，让其节制东北、华北8省的军队。

同年5月因患伤寒病入北平协和医院，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仍在医院休养。

这时的张学良名气很响，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迭克推多”。

他好赌奢侈，喜欢收集古瓷器和打高尔夫球。

“万宝山惨案”发生后，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他电令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到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又电致臧式毅、参谋长荣臻：“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炮轰沈阳，守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

张学良却在北京前门外中和剧场陪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忘情地观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在东北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父大办丧事。

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住在北京，迟迟不归。

参谋长荣臻事变前一天已回老家，为父祝寿。

他的府第内外，红灯高挂，宾客如流，好不热闹。

直至事变发生，仍然酒宴未断，歌舞升平。

上梁不正下梁歪。

9月18日，驻沈阳与北大营的许多主要将领不在营中。

一些军官怕士兵与日军滋事，把子弹统统收缴入库，战士手中的枪成了一根烧火棍。

7。打个狗日的（3）

当日军开始进攻北大营时，驻北大营的第一旅旅长不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等人便一边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边用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

荣臻带着满嘴的酒气下令说：“不准……不准……抵抗。

把……把枪放到……库……库房里。

挺着……死，杀身……成仁。

为为……为国牺牲。“

赵镇藩传达荣臻的命令后，又借汇报情况给参谋长荣臻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的指示已传达到各团长，他们认为现在官兵都在火线上，收缴枪械恐怕做不到。”

荣臻听后大怒：“这……这是命……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问题，由……由你负……负责！”

说完啪一声就把电话放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联身上，一再电令东北军：“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我们要听命于中央……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

他还公开宣称：“我早令我部官兵，对日军的挑衅，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组织报复行为。”

张学良在军事上也上了日本的大当，犯了一个极大错误。

为了保证“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关东军事先策划了牵制张学良主力于关内的阴谋。

他们派关东军参谋井新匡夫和日本航空公司大连支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策动当时住在旅顺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在沈阳的邹鲁；派当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

使之组成阎锡山、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反张（学良）联盟”。

1931年8月5日，麦田驾驶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往大同市。

阎锡山得到邹鲁等人的支持，对张学良造成严重威胁。

日本又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新军阀的矛盾，使张学良中了其调虎离山计，把部队调至关内与石友三作战，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害怕打不过日军，反伤元气，遂服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